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，是无数中国人民内心深处永难磨灭的痛楚。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，各民族为了抵御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尽管如此，善良而坚韧的中国人民在日本投降后，并未对其发动大规模的报复配资选股，只有极少数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
然而，在吉林省通化市，却曾爆发过一场极为严重的危机。幸运的是，因一些巧合与机缘，这场危机最终被有效遏制，风险得以降至最低。
一场精心策划的动乱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凭借其兵力优势，加紧在全国范围内接收各地政权。与此同时，毛主席洞察时局，作出了将东北作为工作重点的英明决策。
展开剩余86%1945年9月20日，也就是日寇投降仅仅一个月后，八路军顺利进入通化地区。此时，国民党的部队还未能及时抵达东北，通化地区的国民党力量显得非常薄弱。
孙耕尧是国民党的一员，他早年便潜伏于通化，曾在日伪统治时期充当汉奸。日本尚未投降前，孙耕尧口中时常宣扬“日满一家”的谬论，当地百姓私下称他为“二鬼子”，对他的忌惮主要源于他背后有人撑腰，大家都期待着他被绳之以法。
没想到，孙耕尧反应十分迅速，眼见日军败局已定，立即转向投靠国民党。蒋介石虽然表面上要严惩汉奸，但实质上对抗战中某些力量保持拉拢态度，尤其愿意争取地方有势力的人员。
于是，孙耕尧被任命为通化市党部书记，但因国民党大部队尚未到位，他手中无兵可用，只能依靠日寇残余势力谋取通化的权力。这场阴谋，也就此开始酝酿。
另一方面，日本关东军绝大多数兵力投向通化，未及撤离的日军人数在1945年底聚集到两万余人，主要由军官和官员组成。原日本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藏身于通化附近的矿区，带领残部秘密集结，接受命令准备对抗八路军。
藤田实彦后来与孙耕尧相遇，两人迅速结盟，决定采取对抗八路军的策略，等待国民党军队的援助。1945年12月中旬，他们在另一名同伙姜际隆家中召开秘密会议，孙耕尧甚至向日本人许诺：“等国民党中央军接管后，东北的工业建设可以由日本人经营。”
藤田实彦原本不愿承认失败，在孙耕尧的游说下，彻底被说服。一个月后，一份联合“协议”出炉，内容包括：参战的日本人可留在东北，不必回国；孙耕尧负责政务，藤田掌握军事权力；协议的生效日期定为1946年2月3日。
距离约定的日子逐渐临近，通化的老百姓却浑然不觉这场危机的临近，依旧沉浸在刚刚获得的和平氛围中，张灯结彩，喜迎新生活。
而孙耕尧和藤田实彦则已秘密组织起上万关东军残部及土匪，八路军的指挥机构对这场潜藏的巨大危机毫无察觉。
正巧，这场动乱的筹划不慎被泄露，也从侧面展现了孙耕尧等人的组织能力。
1946年2月2日下午6点，辽东军区的供应股长沈殿凯在街头偶遇亲戚刘敬儒，本是久别重逢的普通寒暄，却意外改变了通化的命运。
刘敬儒是孙耕尧指挥部的成员，平时话多不严，见到亲戚忍不住“炫耀”，声称：“快投靠我们吧，通化马上就要变天了。”
沈殿凯敏锐地察觉到异样，故作热情邀请刘敬儒到家中喝酒，趁机套取情报。酒过三巡，刘敬儒便毫无保留地透露了动乱的全部细节。
沈殿凯劝说他尽早归顺国民党，提醒道：“看在亲戚的份上，我是为你好。如果不赶快，等事态爆发，你可能连命都保不住。”
意识到事态紧迫，沈殿凯假意答应，随后迅速返回支队司令部，将情报详尽上报。此时距离动乱爆发只剩短短8小时，时间异常紧迫。
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立即召集副书记王铮、支队司令员刘西元等人紧急商议对策。由于无法从外地调兵增援，只有500多名八路军守军驻守通化，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这支兵力，成为关键。
经过快速讨论，决定立刻派人请求增援，逮捕内部潜伏的内应，全面武装动员群众，重点抓捕孙耕尧等首要分子，力求将事态影响降至最低。
会议结束后，沈殿凯率领三十多名警卫兵直接包围了孙耕尧的住所。彼时，孙耕尧正与同伙们打牌，看到八路军兵临门却仍满不在乎，笑称：“我们这只是平常打牌，不能算赌博。”
沈殿凯毫不客气，大声下令：“全部带走，谁也别放过。”
当土匪头子陈大虎试图拔枪反抗时，沈殿凯眼疾手快，一把夺下枪械，顿时令屋内众人不敢再造次。
随着动乱即将爆发，孙耕尧及其同伙刘庆荣、刘子周等多名主要组织者被一网打尽。
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，沈殿凯等人根据口供连夜逮捕多个内应，摧毁敌方两个指挥所，当晚被捕人数接近两百人。
八路军能做的只是将危害降到最低，因为大量关东军残部和土匪已深入城区，根除风险几乎无望。
1946年2月3日凌晨4点，通化市中心突然熊熊火光冲天，动乱爆发。
八路军500余人分兵坚守重要据点，局势依旧危急。动乱方军队气焰嚣张，猛扑行政公署大楼和通化支队司令部，激烈交火不断。
在行政公署大楼，八路军士兵奋勇抗击，多次击退敌人进攻。秘书长夏骏青振臂高呼：“同志们，坚决把敌人打下楼去！”
在他的鼓舞下，内部战士奋力反击，敌人节节败退，纷纷逃向楼外。
机场战况更为激烈，约两百敌人围攻机场警卫部队。支队副分队长卢昌炳见敌人用火把焚烧机场，义无反顾地冲向敌群，近身搏斗连杀八敌。
战士们拼死周旋，直到援军抵达，危机才得以彻底平息，机场保住了。
五十多名守军虽勇猛，但人数悬殊，形势依旧险峻。关键时刻，广大百姓挺身而出，为保家园，抡起镐头、铁锹、锄头当武器，见敌人就打，鲜血染红了街道。
经过长达三小时的激战，3000多名日寇多被击毙或重伤，寒冷的通化城冰面上堆满了敌人的尸体。
然而令人痛心的是，通化野战医院中130名八路军伤员被日寇残忍杀害。动乱开始前，日寇卫生队已接受投降并承诺照顾伤员，但动乱爆发后，他们竟用手术刀、剪刀等医疗器械残酷行凶。
援军抵达时已无法挽救那些伤员，30多名凶手被当场击毙。
藤田实彦则被活捉，这标志着此次动乱的最终失败。
此后，搜捕行动持续了约半个月，至2月18日才告结束。大部分主谋被捕，审问迅速进行。
1946年4月起，通化境内的日本人陆续被遣返回国，姜际隆等“首脑”被判死刑，为这些暴行画上了沉重的句号。历史的潮流无情地证明，任何逆流而上的抵抗终究是徒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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